在清朝咸豐七年，英商麥加利銀行設分行于上海以前，全國金融事業為兩個集團所掌握，商業上的術語稱為“幫”，北方是山西幫，南方是寧紹幫。所業雖同，其名則異，大致前者稱為“票號”，后者稱是“錢莊”。 山西幫又分為祁、太、平三幫——祁縣、太谷、平遙，而始創票號者，為平遙人雷履泰。他最初受雇于同縣李姓，在天津主……

有個福州人，名叫王有齡，他的父親是候補道，分發浙江，在杭州一住數年，沒有奉委過什么好差使，老病侵尋，心情抑郁，死在異鄉。身后沒有留下多少錢，運靈柩回福州，要好一筆盤纏，而且家鄉也沒有什么可以倚靠的親友，王有齡就只好奉母寄居在異地了。 境況不好，而且舉目無親，王有齡混得很不成樣子，每天在“梅花碑”一家……

就在同一天，王有齡到了北通州。他從杭州動身，坐烏篷船到蘇州，然后換搭漕船北上，偏偏又逢豐北決口，舍舟換車，卻又舍不得多花盤纏，一路托客店代找便車、便船，花費固然省得多，時間卻虛擲了，以至于走了幾乎半年，才到北通州。 這里是個水陸大碼頭，倉場侍郎駐扎在此，當地靠漕船、廒倉為生的，不知其數。這時正是南漕……

正徘徊瞻顧，不知何以為計時，突然眼前一亮，那個在吃“門板飯”的，一定是了。杭州的飯店，猶有兩宋的遺風，樓上雅座，樓下賣各樣熟食，卸下排門當案板，擺滿了朱漆大盤，盛著現成菜肴。另有長條凳，橫置案前，販夫走卒，雜然并坐，稱為吃“門板飯”。一碗飯盛來，像座塔似的堆得老高，不是吃慣了的，無法下箸，不知從頂上……

上海縣城筑于明朝嘉靖三十二年，原是用以“備倭”的，城周九里，城墻高二丈四尺；大小六個城門，東南西北四門，名為朝宗、跨海、儀風、晏海；另外有寶帶、朝陽兩門，俗稱小東門、小南門。他們的船就泊在小東門外。 船剛到就有人在碼頭上招手，立在船頭上的尤老五，也報以手勢。跳板還不曾搭妥，那人已三腳兩步，走上船來，……

船到杭州，王有齡回家歇得一歇，隨即換了官服，去謁見撫臺，當面稟報了此行的經過，同時呈上一封信——黃宗漢老家的回信，兩萬兩銀子業經妥收。這趟差使，公私兩方面都辦得極其漂亮，黃宗漢異常滿意。 “你辛苦了！我心里有數。”他說，“我自有打算，幾天以內，就有信息。” “是！”王有齡不敢多問，辭出撫署，接著又去……

他請教的不是別人，是王有齡。 “題招牌我還是破題兒第一遭。”王有齡笑道，“還不知怎么題法，有些什么講究？” “第一要響亮，容易上口，第二字眼要與眾不同，省得跟別家攪不清楚。至于要跟錢莊有關，要吉利，那當然用不著說了。” “好，我來想想看。” 他實在有些茫然，隨便抽了本書，想先選幾個字寫下來，然后再來……

這是胡雪巖第一次聽見老張談到他女兒，“叫”這個如何，“叫”那個如何，口氣倒像是傭人聽小姐的吩咐，不免有些詫異，但也明了阿珠在他家，真正是顆掌上明珠，她父母是無話不聽的。 “胡老爺，”老張又說，“我備了只小劃子，劃了你去。這里也實在太鬧了，連我都厭煩，城河里清靜得多。” 于是下橋上船，向南穿過萬安橋，……

阜康錢莊開張了。門面裝修得很像樣，柜臺里四個伙計，一律簇新的洋藍布長衫，笑臉迎人。劉慶生是穿綢長衫紗馬褂，紅光滿面，精神抖擻地在親自招呼顧客。來道賀的同行和官商兩界的客人，由胡雪巖親自接待。信和的張胖子和大源的孫德慶都到了，大家都曉得胡雪巖在撫臺那里也能說得上話，難免有什么事要托他，加以他的人緣極好……

一到湖州，胡雪巖就為王有齡接到知府衙門去住，雖只是小別重逢，但以交情太深，彼此都有無法言喻的喜悅，心里各有好些話，卻還沒有工夫深談，為了禮貌，也為了切身利害關系，胡雪巖先要去拜兩位“師大老爺”。 幕友照例有自己的小天地，秦壽門和楊用之各占一座院落，辦公住家都在一起。王有齡陪著他，先去拜訪秦壽門，歡然……

半個月以后，陳世龍原船回湖州，沒有把畹香帶來，但一百兩銀票卻已送了給畹香，因為她也聽說王有齡放了湖州府，愿意到湖州來玩一趟，只是要晚些日子。陳世龍急于要回來復命，無法等她，“安家費”反正要送的，落得漂亮些，就先給了她。 “做得好！這件事不去管它了。尤五怎么說法？” “他說他不寫回信了。如果胡先生要運……

王有齡的船到杭州，仍舊泊在萬安橋。來時風光，與去時又不大相同。去時上任，儀制未備，不過兩號官船，數面旗牌，這一次回省，共有五只大號官船，隸役侍應，旗幟鮮明。未到碼頭，仁和、錢塘兩縣已派了差役在岸上照應，驅散閑人，靜等泊岸，坐上大轎，徑回公館。 胡雪巖卻不忙回家，一乘小轎直接來到阜康，他事先并無消息，……